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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书

说书在松江有十分悠久的历史，明代，松江出了位闻名大江南北的说书大师莫后光。据《松江县志》记载：他“出身儒家，善说书，以此谋生。寓居古寺，盛夏，说《西游记》、《水浒传》，听众数百人，虽炎蒸烁石，而人人忘暑”。明末说书家柳敬亭就是他的学生。

　　解放前，松江城内有专业书场数家，上演评弹（俗称“小书”）、评话（俗称“大书”）。说书都在下午和晚上，没有早场，下午与晚上说不同的书目。以说长篇为主，每篇说半月左右。遇有名演员，常常爆满，有些老听众，见购票困难，往往将一档书的每场票一次买齐。书场的格局与剧场相仿，仅舞台比剧场小且低。内设条椅，每排座椅背后有圆形铁环，可供后面一排听众放置茶杯。演员说到一半，要休息片刻，称“腰断”；听众可松散一下，称“小乐惠”。“腰断”时，服务员前来收取茶资，提供热毛巾，推销瓜子、点心等休闲食品。

　　农村集镇无专门的书场，茶馆与书场互为连档，在茶馆中设说书台，长凳、茶几环台而列。茶客一面品茗，一面听书，是农村有闲人士主要的消遣方式。

　　除专业书场和茶馆说书外，松江还有“说因果”说书形式，过去称为“钹子书”，解放后称“农民书”。说书人左手持单片钹子，右手持一筷，敲钹伴奏，土语乡音，间杂说表。清代末年起，松江岳庙内常有“说因果”者献艺。在大树下设台，排好条凳若干，听从或坐或站，围成圆圈。听众以进城办事的农民为主。说唱者主要唱些《岳家将》《关云长》等民众比较熟悉的书目，每档书大约需唱十来天。说书者唱到“关子”时刹住，托着钹子到观众中去讨钱，凭听众自给。一场书约讨二三次。松江农民书有“东乡调”、“西乡调”之分，东乡重说，曲调刚劲朴实；西乡重唱，曲调偏于委婉。解放前，西乡沪书艺人于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群集金山或松江，通宵达旦，会书献艺，交流艺术，并认师归宗。当时有“不到金山不算相（意指不算入门弟子），不到岳庙不称将（意指技艺不过硬）”的说法。

　　过去，农村中有集体活动或喜庆事，必要有文艺活动助兴，因说书的费用比演戏便宜，往往请说书人来说书。如敬神出会，一般要说三五天的书，家庭喜事一般说半天。

　　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，松江的专业书场都停业，以后没有再恢复。茶馆大量减少，也不再允许说书。说书在松江基本消失。 80年代起，有曲艺艺人在四乡说书演出，但盛况不再。年轻人因从小就没有接受过说书艺术的薰陶，对说书艺术没有兴趣。近年来，松江有关部门为满足部分中老年人欣赏评弹艺术的需求，专门开辟书场，但票房不高，虽然给予资助，仍难支撑局面。

看戏

　　松江戏剧有较早的历史，据陶宗仪《南村辍耕录》记载，元代松江已有演戏场所，称“勾栏”。明代，有太平腔、海盐腔、土戏、苏州戏等戏种。松江镇颐园内至今仍存有明代的一座私家戏楼。当时没有经营性的对公众开放的戏院，戏班平时供有钱人消遣娱乐，农历三月，应各乡邀请，在迎神赛会（即出会）时演酬神戏，也称社戏。清代后期，松江农村地区流行花鼓戏，据重修《张泽镇志》载：“春秋农村聚资唱滩簧，今之沪戏，俗称花鼓戏。”松江东北部地区，如九亭、新桥、泗泾等地有民间艺人演皮影戏，平时走村串户演出，农闲时，为农民的喜庆活动表演助兴。

　　乡间二三月，有迎神赛会，或逢好年景，有时由乡绅倡议，乡民集资请戏班（俗称草台班）演戏，称唱春台戏。戏种多申曲、越剧。演戏前，划出数亩土地，搭起戏台，台前都是乡绅专座，设桌椅，供水果、茶水。其他观众自带条凳，环戏台而坐。戏场四周各类小吃摊林立，供观众充饥零食。逢村中演“春台戏”，村民往往邀亲戚前来看戏，也有不邀自来的。旧时，农民生活艰苦，多缺被褥，故赴邀或自来看戏的亲戚都要自带被子。主人在房中铺稻草，摊地铺，亲戚来得多的甚至要接待数十人。

　　1916年，松江才开设对公众开放的经营性戏院，地点在松江镇东施庙。此后，新舞台、云间第一社、长春社、三秀社等戏院相继开设。当时的戏院都是利用庙宇与私家大厅，设备简陋，时演时停。这些戏院可容纳数十人或近百人不等，看戏时有人服务，如供应茶水，绞送热手巾，代购吃食等。1931年，松江建成第一家正规戏院，位于松汇路，名松江大戏院，有800座。1937年，大戏院毁于日本侵略军的轰炸。其后，松江戏院时有建撤，大致总有二三家同时并存，规格档次均不及被炸毁的大戏院。

　　过去，松江人以看戏为高档的享受，有钱有闲人物才能经常看戏，一般市民较少光顾。解放后，市民看戏机会增多，是松江戏剧演出繁荣时期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戏院停演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，戏院经常爆满。 80年代后期起，因家庭电视普及，加上年轻人大多没有欣赏戏剧的习惯爱好，戏剧演出不景气。

孵茶馆

　　“孵茶馆”，即上茶馆喝茶，是松江人最传统的消遣方式。唐、宋时，茶馆称为茶肆、茶坊，明代起始称茶馆。清代，松江的茶馆已遍及城乡。在各种茶馆中，有“盛以壶者，有盛以碗者，有坐而饮者，有卧而啜者”，有“日夕流连，乐而忘返，不以废时失业为可惜者”。民国时期，“全县城乡茶馆不下数百家”，无论城乡，大多喜好上茶馆品茶聊天。

　　民国时期，松江喝茶消遣大体分为两类。一类是士绅文人借房屋宽敞之家，以诗社、团体为名创办的茶室，供审社团内部成员聚饮，如松江城中的“鼓斋”、“小徘徊”等。这类茶室，生人非经介绍一般不得入内。社团成员多是地方头面人物、富绅财主，故茶室环境宜人，陈设雅致，茶具精细，且都雇有工役，招待服务，一应俱全。

　　另一类是向公众营业的茶馆。室内列方桌、条凳。喝茶者每人一把茶壶、一只酒盅，自斟自饮。茶房手提紫铜长嘴大水壶，东奔西忙，吆喝招呼，冲水沏茶，极为热络。

　　老年人喜欢早起，久之，养成喝早茶习惯。有的每天四五点钟就到茶馆沏茶解闷，故茶馆开门营业极早，一般三四点钟就要升火烧水。上午是茶馆的营业高峰时段，午饭后茶客渐稀，下午三四点钟关门打烊。

　　茶客大多上固定的茶馆喝茶，有的茶客甚至据有固定的坐位，老板每天为其保留，其他茶客也不会侵占。茶客有时要喝上半天的茶，老板决不会有催赶的言语举止。茶客将茶盅倒置在桌上，则表示不再喝了，茶房才可收掉茶壶、茶盅。平时上茶馆喝茶开消很省，约合两个烧饼钱，故一般农民、工人都有这个消费能力。

　　每年春节期间，茶馆有“喝元宝茶”的习俗。新岁中，从大年初一起，至正月三十这段时期内，茶房见老茶客第一次光顾，以橄榄两只加泡茶中（称元宝茶），再以香烟一盒、桔子两只、西瓜子数十粒待客。每位老茶客都得喝上一次元宝茶。老茶客必以钱币犒赏，金额视当时市况而定，多少亦茶客的身份而殊，抗日战争前，一般身份的茶客多给银洋二三角，约是茶房所费瓜子、香烟开消的二三倍。元宝茶所需的食品均由茶房自办，犒赏也由茶房自得，老板只收取茶资，不分犒赏。当年的服务业除茶馆外，理发店、浴室等也有此俗，是服务业职工在新岁中的一项收入

　　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各行业职工、各阶层人士在松江都有他们固定的茶馆作为聚会之所。解放前，比较明显的有以建筑工人为主要茶客的茶馆，有以搬运工人为主的茶馆，有生意人聚集的茶馆，有职员、文人聚集的茶馆，彼此不轻易去其他茶馆喝茶。在茶馆里，品茶聊天，谈山海经，议论时局，交流新闻等是基本内容。有些商人常借茶馆洽谈生意，称商业茶座；码头工人、建筑工人借茶馆拆账分成；冤家争斗，帮会矛盾，团体龃龉，请中间人在茶馆调解讲和，平息事态，称“吃讲茶”、“讲开”。过去的茶馆确实是社会的一个缩影。

　　解放后，城乡茶馆逐步减少，直至“文化大革命”前，松江还有数家茶馆，每个集镇基本上保持有一家茶馆。茶馆的旧俗基本革除，茶客以中、老年人为主，年轻人较少涉足。到 80年代，因开茶馆经济效益欠佳，大多转业，松江城中仅有两家公园内开设的茶馆。90年代中期起，松江城内开出许多茶室、茶庄，装潢考究，陈设豪华，虽然也以品茶为主，但收费高昂，一次茶资要合一人三四天的伙食费，与传统的茶馆不能同日而语，一般工薪阶层不能问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