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沙群岛、南沙群岛、中沙群岛分布在辽阔浩瀚的南海海洋上，是我国南海诸岛的主要组成部分，习惯上合并称为西南中沙群岛。 

    西南中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神圣领土。事实证明，我国人民最早发现这些岛屿礁滩，长期以这些岛屿礁滩为基地进行渔业捕捞生产和居住，世代相继对这些岛屿礁滩进行辛勤的开发和经营，我国政府最早对这些岛屿礁滩实行管辖和行使主权。西南中沙群岛历来在我国广东省人民政府管辖之下，1988年海南建省，即时，将这些岛礁及其海域划归海南省管辖。 

    （一）我国人民最早发现和开发这些岛屿礁滩 

    据古藉记载，远在泰汉时代，我国已经有了大规模的远洋航海通商和渔业生产活动，南海已成为当时重要的海上航路。从此，我国人民频繁航行于南海之上，穿越南海诸岛，最早发现了这些岛屿礁滩，并予以命名。 

    东汉班固（公元32—92）撰写的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中已有汉武帝派遣使臣从南海航行海外各国的记载。书中完整描述了自广东徐闻出发，经南海，历数国，远至今日印度东南部的康那弗伦和斯里兰卡等国的航行路线。 

    公元226年，三国时的东吴孙权派朱应、康泰出访东南亚各国，船队航经南海到达扶南（今柬埔寨）等国，与这些国家建立了友好、关系。康泰回国后根据经历所写成的《扶南传》，对南海诸岛的地理情况作了准确的记载。 

    唐宋时期，社会经济紧莱，对外交往增多，特别是宋初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以后，在南海的航行和生产更趋频繁。当时对南海的航路以及岛屿的位置、名称等都已有较详细的考察和记载。南宋周去非在《岭南代答》（1178年成书）中载：“…东大洋海，有长沙、石塘数万里”，此中的“长沙”、石塘”指的就是南海诸岛。长沙是以沙岛为主的珊瑚岛，石塘是以环礁为主的珊瑚礁。赵汝适在多方调查询问并参考《岭南代答》的基础上撰写的《诸蕃志》（1225年成书）中指出：“贞元五年（公元789年）以琼为督府，今因之。…至吉阳（今三亚市），乃海之极，亡复陆涂。外有州，曰乌里，曰苏吉浪，南对占城，西望真腊，东则千里长沙、万里石床，渺茫元际，天水一色”，这里不但指出了千里长沙、万里石床是我国的南海诸岛，而且也说明，早在唐代已经将西南中沙群岛划归海南岛的振州（宋时改为吉阳军）管辖。 

    明清时期，我国许多图、藉、方志对南海诸岛的记载已经不胜枚举。从地图方面来说，明代郑和“七下西洋”长期航行南海，绘有《郑和航海图》，后载入茅元仪《武备志》。该图标出了石星石塘、万生石塘屿、石塘等岛群名称和相对位置。及至清代陈伦炯《海国闻见录》中的附图《四海总图》，已经明确标绘有四大群岛的地名和位置。当时称东沙群岛为“气沙头”，西沙群岛为“七洲洋”，南沙群岛为“石塘”，中沙群岛为“长沙”。后来，清政府在开展大规模全国地图测量的基础上，编绘了多种地图。在1716年的《大清中外天下全图》、1724年的《清直省分图》、1767年的在《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》、1800年的《清绘府州县厅总图》和1818年的《大清一统天下全图》等等这些官方舆图中，都在海南岛的东南方绘有南海诸岛，列入中国疆域版图。 

    从古藉方面来说，郑和“七下西洋”的随从人员费信著《星槎星览》、马次著《瀛涯胜览》、巩珍著《西洋番国志》等书，其中对南海及南海诸岛的记载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。当时出现的航海著作，如1527年顾蚧的《海槎余录》、黄衷的《海语》等书，对南海航行、岛礁分布及地理特征都有详细的描述。当时出现的海防著作，无不把南海诸岛作为我国海防的“门户”和“天堑”。如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《海防辑要》一书，就把西沙群岛等岛屿列为我国的海防区域。 

    从方志方面来说，明清两代是方志鼎盛的时代，由官方修纂的《广东通志》、《琼州府志》、《万州志》等等许多地方志书，都辑录有西南中沙群岛的资料，列为海南岛的附属岛屿。其《广东通志》中就有：明武宗正德七年（公元1512年）“立海防营于万州”的记载。还可以正德《琼台志》中看出当时已把西沙、南沙群岛作为我国的海防区域。 

    我国人民开发西南中沙群岛的历史渊源流长。据考古发现，在西沙群岛的甘泉岛有一处唐宋遗址，出土一批唐宋瓷器、铁锅残片以及其他生产、生活用品。这无可辩驳地证明，至少从唐宋时期开始，我国人民就已经在西沙群岛居住和生产，早已经是西南中沙群岛的主人。及至明清时代，我国人民在各岛屿上保留了大量遗迹。包括在西沙群岛的永兴岛、金银岛、珊瑚岛、东岛、北岛等岛礁相继出土一大批明代和清代的铜钱、瓷器及其他生活用品；还包括在西沙群岛的各主要岛屿上都发现我国渔民所建的古庙遗存。仅赵述岛、北岛、南岛、永兴岛、东岛、琛航岛、广金岛、珊瑚岛、甘泉岛就有古庙十四座。在南沙群岛的太平岛、中业岛、南威岛、南钥岛、西月岛等也都发现有古庙遗存。这些庙字有些是明代建造的，大部分是清代所建。同时，在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一些岛礁上，还挖掘有多块清代和民国时期的石碑。这些石碑多为当时莅岛视察的政府或军队要员所立的纪念碑。 

    我国人民开发西南中沙群岛的历史还可以从世代传抄的《更路薄》中得到有力的证明。《更路薄》是我国沿海渔民的航海针经书。据考证，现存的手抄本《更路薄》产生于清康熙未年，可追溯至明代。它详细地记录了西南中沙群岛的岛礁名称、准确位置和航行针位（航向）、更数（距离）。如琼海渔民苏德柳、卢烘兰等等的手抄本《更路薄》，具体标明了航行到西沙、南沙、中沙各岛屿的主要航线和岛礁特征，这是我国人民开发西南中沙群岛的最直接的历史见证。